本篇文章摘自：商業周刊第 973 期     作者：曠文琪

十年來最熱愛的夜間潛水運動　為了守護女兒，毅然放棄

那一刻，父女相擁而泣。「我決定戒掉所有可能危險的事物，來守護她們。」以前，夜間潛水那種神秘、淒涼與冒險的刺激感，最讓鄭欽明目眩神迷，一潛就是十年，還拿到高級執照，但為了女兒，他毅然放棄。

訪談中，鄭欽明一看到相機就想閃躲，怕被綁架波及孩子。「四年後吧，到時候你們想怎麼拍，就怎麼拍。」那時，是小雅文可以上大學的年齡。

喬安娜走後，鄭欽明扛起基金會的重擔。「這是我對她做的承諾，或者也是愛。」這是鄭欽明被問到為何可以把苦難化作愛的回答。「當然，確實，忙碌是轉移悲傷最好的方法。」鄭欽明中學同學、現任長庚醫院台北副院長謝燦堂說：「他們兩個一起遭遇太多苦難，感情才這麼深，才會讓他這麼積極的想要接手，做沒有做完的事情。」

但接手基金會這一路，鄭欽明跌跌撞撞。

喬安娜走後一個月，鄭欽明定下目標：「雅文必須提升到華人聽覺口語法的培訓機構。這代表，我們需要更有制度與企業化的經營。」鄭欽明對著雅文基金會所有老師說。但是現實立刻回報他的卻是，收不完的辭職信。

原來，一個聽覺口語法老師，要培養至少一年半，稀有性很高。過去，喬安娜是靠著感情，集合這些老師。喬安娜走了，很多人也不想留，並不認同鄭欽明所謂的制度化、企業化經營。

實現對亡妻的承諾，接手基金會　將企管手法導入慈善事業

「每次開會，就看他在那邊一直念，找不到老師，比接不到訂單還苦惱。」身兼雅文董事的司徒達賢說。「經營基金會，好像比企業更難，」鄭欽明感慨。

但這沒嚇走他。鄭欽明先打破基金會固定死薪水結構，改為固定薪資加上變動薪資，以激勵老師的上課意願，另一方面，他化被動為主動的找師資。鄭欽明找上中原大學特教系，親自從校長開始逐個說服，開設聽覺口語法選修學分，由雅文的資深老師去開課，甚至設置了研究訓練中心。「在特教體系中，這種合作模式是首見。」中原特教系主任何素華說。今年秋天，長庚也將設立聽覺口語法的研究所學分班。他從上游著手，打開師資來源的門。　

「我更要求員工把捐款人當顧客般對待，每個月都有電子報發給捐款人，告知捐款的用途與發揮成效。每年要有年報出來。」透過清楚的績效報告，社會大眾對雅文的捐款比重，開始從喬安娜時代的五％不到，提升到三成以上。

鄭欽明並將知識管理平台導入基金會。透過IT系統，將過去上千個案的教學方法、教學評量、個案輔導做有效的整合，幫助老師加速教學經驗累積，減少摸索期，效率可因此提升。鄭欽明接手五年，基金會的運作成本，整整降低了一七％。

事實上，鄭欽明這一步，在台灣非常罕見。「台灣大多數的企業家，做公益都僅止於捐錢，卻不知道自己有更有意義的資源，就是管理能力。」政大企管系副教授兼EMBA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召集人黃秉德說。

訪問終了，鄭欽明提到未來想做的：「我很佩服溫世仁，他說最不負責的行善，就是捐錢而已。」鄭欽明知道大陸的聽障兒比例更高，他一直思考，如何協助偏遠地區或隔代教養的聽障孩子。「明門是他的事業，但雅文是他的志業，」吳德朗說。

他仍心繫喬安娜。「很多朋友夢到她變成天使，晴文與雅文抓著她的雙腳，也飛了起來，笑得很開心。」鄭欽明先是紅了眼眶，然後彷彿想到什麼似的，又笑了起來：「我可以感受到她現在很快樂。」

喬安娜走後，鄭欽明並沒有耽擱公司的事情。只是偶爾在開會的時候他會忽然停頓，沉思起來，空氣像凝結般，沒人敢打擾。妻子不在身旁後，每當他遭受困難時，就以打坐來放空自己，聽自己心裡最初衷的聲音。「最初，是實現喬安娜的願望，後來開始往前看，想到的只是，還有多少人需要幫忙。」

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追求財富的盡頭，通往何處？

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：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。」

目前身價七十二億美元的投機家索羅斯，也有自己的詮釋。早年曾在英國顛沛流離的他，賺大錢後，他最念茲在茲的是在極權社會裡受苦的貧苦弱勢。因此，索羅斯親身參與慈善公益事業。在共產政權尚未崩盤的年代，他都是在共產國家進行慈善工作，不只是捐錢，還幫忙設計、監督和修改這些計畫。他希望人們稱呼他是「金融、慈善與有哲思的投機者索羅斯」。

財富，在不同人的手上，展現不同的價值。

鄭欽明在妻子過世後，展現人生不只是生意人的格局。當多數企業家拚命追求能留多少財富給後代子孫時，也擔任雅文基金會董事的吳德朗感慨的說：「鄭欽明對錢，是展現了大格局。」在〈一千大製造業排名〉中，營收規模比鄭欽明大的企業超過兩百家，他的財富更不能跟大企業家比，但他對社會的慷慨遠甚於大企業家。他豎立了企業家在台灣社會的新典範。

*採訪後記》九個月，突破鐵漢心防

這個訪問的緣起，從一張結婚照說起。去年九月，明門在《商業周刊》與政治大學合作的〈專利一百強〉中露了臉。我們第一次接觸鄭欽明，他不談營收，不准拍照的規矩，形成了一個很冷的訪問。

但就在離去前，一張照片勾起了我們的好奇。他與一個西方女子，笑得溫暖燦爛，與那時的氣氛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後來輾轉得知非常龜毛的鄭欽明有著不凡的人生。

九個月的努力聯繫後。今年六月，我們終於又進入他的世界，訪問前，他再三確認題綱，做了沙盤推演後才肯跟我們見面。訪問途中，他最常說：「別談我，我沒什麼了不起，多談雅文基金會。」

像是高牆般，似乎怎麼都越不過他的心防，直到幾次訪談，談到他妻子的死，談到他的承諾時候，他紅了眼眶，情況才開始改變。我才理解，他搭起的這些牆，只為了守護最心愛的女兒，上媒體曝光，是他認為危險的事情。

最後一次訪問前，我們感同身受的寫封信給他——《商業周刊》所想的，只是盡我們所能搭起一座橋，讓有需要的孩子與有能力的老師，能夠連結在一起。那天，他排除萬難赴約，把他寫給妻子的告別信副本，親手交給了我們，甚至捲起袖子，幫忙打光拍照。那張深情凝望妻子的照片，就是這個鐵漢的傑作。